摘要
吴煦档案为国家一级文物，是清代中、后期非常珍贵的文献档案。本课题首次对吴煦档案中发现的一张水印纸的制作工艺和来源等相关历史背景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根据实物和文献研究，认为这张水印纸的主要原料是麻，纸张较厚，表面光滑，有帘纹，为机制纸。纸张有非常清晰的水印，内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生产厂家名字（T. H. Saunders）和生产时间（1860年）、商标；由此推断这张纸由英国T. H. Saunders造纸厂于1860年所生产。结合纸张上的字迹分析表明，纸张应在1860─1862年之间进入中国。本课题对该张水印纸的研究是国内首次对于清代已发现的水印纸的分析与研究，为水印纸的起源和加工情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依据。
我国3000 多家公立文博单位收藏的纸质文物达350 万余件，全国纸质文物的数量非常庞大，这些纸质文物中有许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
2013年受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相关人员对吴煦档案开展保护修复，在保护修复过程中发现了一张水印纸，文物编号WDCJWST010009，具体实物见
图1 吴煦档案中的水印纸
在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支持下，笔者对这张水印纸的外观、字迹以及相关的物理性能和纤维原料进行观察与分析。
首先对水印纸进行外观的观察，水印纸整体白度较高，局部因受污染严重而偏黄。纸张质地坚硬，强度大，表面平滑，有水印，迎光水印清晰可见。水印包括两部分：第一个部分为英文字母T H SAUNDERS和数字1860（见
图2 水印纸图案一
图3 水印纸图案二
水印纸有清晰帘纹，迎光可见。帘纹的密度为8道/cm（帘间距2.65 cm），纸张润墨性差。水印纸正面右下角，用毛笔字行书写有：“派委员驻保卫公所办理查探及验航外事”17个字（见
图4 水印纸上字迹
用厚度测定仪对水印纸不同部位测定多个数据，其厚度平均为0.145 mm。所测纸张规格为32 cm×40 cm。用高精度天平测量水印纸的质量为15.10 g。结合以上几组数据，可计算出水印纸紧度为0.813 g/c
采用纤维测量仪对纸张用侧面光观察，观察图像见
图5 水印纸正面（×10）
图6 水印纸纤维（×20）
由
通过对水印纸的制作工艺、来源与使用以及样品文字信息3个方面展开研究与分析，以探讨中西造纸技术交流、中英商贸等方面的问题。
纸主要分为两类：手工纸和机制纸，可以根据使用的造纸原料、抄造方法、干燥条件和应用领域对手工纸和机制纸进行区分。通过对水印纸的观察和实验检测发现，纸张坚硬、两面均可书写且造纸原料为麻，可以初步确定该纸为机制纸。
机制纸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在18世纪之前，所有的纸都是手工纸。在欧洲生产机制纸之前，欧洲的造纸术主要受到我国的影响。
我国作为造纸术的故乡，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以来就已经能够抄制纸张。我国的传统手工造纸原料主要有麻、楮树皮、藤、竹等，其他造纸原料还有麦草、稻草、芦苇等。我国的手工纸不仅造纸原料丰富，而且造纸技术也相当先进，手工造纸在汉代就形成了以泡料、煮料、洗料、打料、捞纸、榨干、焙纸这一技术主线；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施胶技术和帘床抄纸器；隋唐时期由于造纸技术进一步发展，出现各种名贵的加工纸；宋元时期制浆技术开始使用“纸药”，高效造纸设备水碓出现，并且还出现了总结性的造纸著作；明清时期，则是手工造纸技术的集大成时
由于纸张具有轻、薄、廉价和使用方便等特点，在国内得到迅速推广的同时，也迅速地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学习了我国的造纸技术。但因地理环境、原料和使用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经过长期的传播与发展，发生了技术上面的变异，形成了欧洲独特的造纸技术特点和传统。
潘吉
水印纸另一特点是有着十分清晰的水印，且水印信息十分丰富。水印（Watermark）又称水纹压印，是造纸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工艺，造纸时空印在纸上文字或图案标记。水印标记部分的纸较薄而透亮，在阳光下，标记清晰可
图 7 德国Bergisch Gladbach水印用纸帘（1922年
图 8 Joynson 1839年设计的水印
水印最早起于何时，尚存在争议，有欧洲起源说和中国起源说。欧洲起源说是根据法国人布里凯1907年在《水纹纸历史辞典》一书中所说，1282年意大利法布里亚诺纸厂生产的纸上发现了十字架“水印（纹）”，指出它是欧洲最早的一个水印。中国起源说则根据明朝人杨慎在《丹铅总录》中引用唐太宗李世明写的诗句“水摇文蠲动，浪转锦花浮”，指出唐朝（7世纪）的纸中已经出现花纹，所以早在我国唐代已经有了水印纸（古称水纹纸）。另有人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宋初李建中（945—1013年）写的《同年帖》，纸上有水波纹图案，是迄今所见到的世界上最早、最可靠的水纹
在欧洲最初的水印只用于表示一个品级的纸，或者是一个工厂所特有的商标。所以每一个纸厂都备有水印档案，记录它们的“（水印）图案”和纸的生产时间。且制作水印辊的工厂也保留该图样的设计资料、买主和制造日期。根据纸上的水印（印痕），结合已知的图案，一般均能够确定该纸的生产年
从造纸史的角度来看，国外对于水印技术的研究较
这张水印纸除了能够清晰地看到生产厂家、时间以及厂家的商标外，还能够看到明显的帘纹。在造纸过程中，由于纸浆在纸帘上沉积量不同，在纸张上形成一条条明暗相间的纹道，迎光可见，称为“帘纹”。这是抄纸器在纸张上打下了自己的痕迹，帘条的疏密程度用每厘米多少道表示，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帘纹密度不断增大。两晋南北朝时期，帘纹多为4～10道/cm，到明清时期，一般书写纸的帘纹可多达15道/cm，因此帘纹形态常是手工纸质量和制造时代的参考因素。
纸张的帘纹通常作为区别手工纸与机制纸的重要标
在此基础上，为了让机械代替手工劳动，简化造纸操作程序，法国人罗伯特（Nicolas-Louis Robert,1765—1828年）于1798年发明了近代第一台长网（长帘）造纸机（见
图9 1779年法国人罗伯特发明的长帘造纸
根据文物上面的水印T H SAUNDERS和生产时间1860年，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T. H. Saunders（1813—1870年，Thomas Harry Saunders）生于英国伦敦，是一个以水印技术而闻名的造纸商。1840年T. H. Saunders拥有了自己的造纸作坊，1851年在英国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由于精湛的水印技术而获得了金奖。且这种水印技术生产出来的纸张，受到了银行家的关注，欧洲、英国和美洲等地，都纷纷将这一技术作为防伪技术应用到了纸币和邮票的生产技术中。时至今日，Saunders的公司仍然在生产纸张，是英国著名的水彩纸生产
西洋纸进入我国，最早是在明末清初，主要由西方传教士带入。那时西方传教士为了能够在我国开辟传教事业，往往会携带很多西洋礼品，比如自鸣钟、望远镜、地图等，作为结交官员与王公贵族的手段。王肯堂在《郁冈斋笔麈》记载利玛窦曾赠送他十藩西洋纸：余见西域欧罗国人利玛窦出示彼中书籍，其纸白色如茧，薄而坚好，两面皆字，不相映夺。赠余十余番，受墨不沈，着水不濡，甚异之，问何物所造？利云：“以故布浸捣为之。”乃知蔡伦捣故渔网作纸，即此类
清朝康乾时期西洋纸由海路通过海关进入国内，再北上进入清廷内府，供皇家使用。据档案记载：经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文将四十三年粤海关解送到印图纸二千四百八十张，内有海水潮湿霉烂纸一千七百三十张，交太监鄂鲁里呈览。奉旨：即着杭州织造基厚照依图张尺寸尽数另行抄做，纸速送京压印。钦
相对于我国手工纸，西洋纸具有抗水性，可用墨水书写或用油墨印刷，质地更加坚硬。这些性能，使得西洋纸适用于印刷、西洋书画，同时也能用于裱糊。
19世纪中后期，西洋纸开始从内廷扩展到我国其他地方，使用更加普遍。欧美和日本机制纸大量向我国倾销，打击和排挤了国产手工纸的生产。这时国内也相继引入西方机器造纸技术，1882年由华商集合巨资聘请英国人梅特兰开始筹建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上海华章造纸厂”，于1884年投
在文物正面右下角，用毛笔写有：“派委员驻保卫公所办理查探及验航外事”17个字。据史料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十三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麦都思在领事馆召集英、法军指挥官，以及英国舰队司令何伯、英侨义勇队指挥官韦伯、副领事马克汉、法国代理领事爱堂等，召开会议。会议中决定在洋泾浜设立“保卫公所”，主要是“办理逐日侦探及驱船筑路，并中外会办各事”，其中上海道台吴煦也参与这件事情。第二天，会防局（即“保卫公所”）成立，有薛焕委、潘曾玮、顾文彬、吴云、营宝时主
另根据史料记载，同治元年九月（1962年），在上海发生了“常胜军”统领美国人白齐文 “劫饷殴官”事件，白齐文事件震惊中外，影响相当严重。由于白齐文是吴煦极力推荐，于是这位常胜军督也成为众矢之的。正好白齐文与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素有不合，李鸿章借机向朝廷参奏 “该道（暗指吴煦、杨坊）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应请旨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仍令妥筹接办事宜，以观后
根据以上历史事件以及文物上面所标注的日期可知，这张水印纸至迟在1862年9月就已经到达了我国。从最初水印工艺的改进，大规模的生产，到运送到中国，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19世纪英国最新的技术产生、推广以及商贸活动的整个流程。同时可见在19世纪中期英国与我国的商贸交往已经进入到日常生活品等众多领域，贸易往来已经非常的深入与频繁。
本课题首次对吴煦档案中的水印纸的制作工艺和来源等相关历史背景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得到了多方面研究结果。这张水印纸是我国现存发现较早的水印纸实物样品，从考察结果看，这张水印纸是由英国T. H. Saunders造纸公司1860年所生产，纸张的原料为麻料，纸张较厚，表面平整，白度和光泽度高，迎光可以看到清晰的帘纹，初步断定纸张为机制纸。
此外根据纸张上留下的字迹以及对照吴煦本人的生平，可以推测这张水印纸应该是在1860—1862年进入我国。通过对这张水印纸的科学分析以及相关考证，可以探究当时英国的造纸技术水平，同时说明当时中英两国的商贸活动已经非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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